[美]理查德·沃尔夫*

 

[内容提要]从1975年到2008年，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参与到一项旨在反思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集体研究中。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赫斯特分校，这项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产生了许多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催生了一个新的学术期刊《反思马克思主义》及其出版机构“经济与社会分析协会”。该集体研究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新的解读。本文将简要概述这种新的解读方式，以揭示马克思如何依据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和分配关系来诠释其独特的社会阶级理论。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机械还原论，而是多元决定论。艾伦·奥克利（Allen Oakley）在《澳大利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纪念文集》上运用这种解读方式发表了研究成果。后来有关成果被收入到沃尔夫等人编辑的论文集并以德文发表。

 

艾伦·奥克利对政治经济学史的首要贡献，是其对卡尔·马克思（1818-1883）剩余价值理论演进和发展过程的独到理解。从古典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影响到剩余价值理论的最终成熟，奥克利追溯了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形成、发展的全过程。奥克利研究成果的突出成就在于，他将剩余价值而非权力或资产放在核心地位。他注意到，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和交换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而并非只是简单的积累和生产。他还意识到资本内部固有的矛盾特别是它们以复杂多样的方式运动的重要性。本文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方法与艾伦·奥克利的研究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将研究重心放在剩余价值上，都试图揭示再生产过程中各方面之间相互联结的关系及其内部的复杂矛盾。不仅如此，本文还进一步揭示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并持续升温的一种主流趋势的其他方面的内容——该趋势以一种新的方式解读、理解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新的诠释方式，不仅走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传统定式（即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阶级是依据生产资料所有权划分的、价值是抽象劳动的理论化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将由于资本积累的矛盾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而被推翻等），同时，对传统的诠释方式进行了批判和重构。这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新解读中体现得很清楚。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自我反思和重构的原因，一方面源于马克思主义左翼在政治上的软弱无能状况：苏联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的僵化，毛泽东思想的幻灭，深入发展的社会民主不仅没有遏制反而妥协于资本主义霸权，以及左派对于防止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特别是促使美帝国主义的形成）中的无所作为；另一方面源于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趋势的影响——尤其是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著作和法国的《解读<资本论>》计划的影响[①]。同时，美国许多反对越战的年轻人迅速投入马克思主义阵营并带来一些新问题和新观点。此外，建构主义、后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内崛起的思想流派，也对新马克思主义及其解读《资本论》的新方式产生了影响。当前，对于这些思想流派的影响，学术界正在进行热烈的讨论。其中，能否将这些思想流派的部分内容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特别是这种融入的结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影响的利弊如何，这是当前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焦点所在。

 

 

在美国，《资本论》的新解读者提出了一种与以往流行解释不同的新的阶级概念。他们认为，传统阶级概念早在马克思诞生以前就已经盛行，而马克思在有生之年也始终坚持这个观点，以至于后人一直将这种阶级概念看作是马克思首创的理论（Norton, 2001）。简单说来，以往流行的阶级概念一直将阶级看作一个名词，并用以指称某个特定人群。通常情况下，依据是否占有财产而将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富人阶级与穷人阶级，业主阶级与雇员阶级，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社会批评家，到今天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著作，都将阶级定义为与财产的社会分配相关的概念。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采纳了这个阶级概念的变种形式，例如，现代社会学家往往依据收入水平的不同划分特定人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分析框架。第二个长期流行的观念同样将阶级定义为一个名词。与将财产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不同的是，这种观念将权力作为划分依据。它依据是否执掌权力或者服从命令而将人群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问题上最大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都是从财产或权力的角度理解阶级，并且总是试图用不同的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

 

 

运用这种新的解读方式，我们发现《资本论》主要阐述了以下两点：（1）现代社会是如何组织其阶级结构的——马克思所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什么？（2）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和分配模式是如何影响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马克思很清楚自己依据剩余产品划分阶级的新方法，不同于那种传统的按照“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划分的方法。[⑥]

在《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批评也随之而来：“这种解读方式与传统的以财产和权力为核心的阶级概念究竟有何不同呢？”作为回应，持新解读见解的人始终强调从财产和权力分配的角度理解阶级是可取的，然而，从与此并不完全相同的剩余产品的视角来理解阶级概念，是一项更为紧迫而重要的工作。关于这一点，在雷斯尼克和沃尔夫对埃里克赖特（Erik Olin Wright）的阶级理论的详细批判中得到了反映（Resnick and Wolff，2003）。

 

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可能是富人或者穷人，拥有的权力或多或少，如此等等。社会从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中所习得的，与其从剩余价值配置形式的审视中所习得的内容并不相同。财产和权力分配差异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与剩余价值配置形式变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是不同的。在马克思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批评家始终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上，并因此发出变革的诉求。马克思赞同其中的部分观点，但是，他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并进一步强调指出，一个社会在剩余劳动的生产、占有和分配方面的配置模式，是影响社会运作方式的关键。因此，社会需要激进的变革，剩余价值的配置形式也亟待改变。

 

马克思之所以提出关于阶级的新概念，正是出于他对那些无视现实和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配置形式的社会影响而采取盲目行动的革命家的批判态度。可以说，《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也正是基于这一历史和逻辑前提。[⑦]

 

《资本论》新的解读方法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用多元决定论取代决定论。[⑧]简而言之，这种解读方式发现了马克思与众不同的思维方法。在马克思那里，任何事件、行为、情况的背后都有着无限的原因：“具体事物总是具体的，因为它是许多规定性的集合”。[⑨]同时，每种确定的原因作为结果，又是由同样确定的原因引发的。由此可见，事物本身只是处在无限因果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在马克思看来，他所研究的每一个事件、行为或情况，都存在于一个由因果联系构成的无限复杂的网络中。事物本身既是因，亦是果。它们一方面被无数的原因所塑造，另一方面也塑造了这些原因。原因造就了结果，同时，结果也影响了原因的形成。多元决定论就是这样描述了社会整体与内部诸要素之间复杂的因果联系。《资本论》的这种解读方式，否定了那些将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视为决定因素，而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视为结果的解读方式。

 

在多元决定论看来，我们所假定、想象或“看见”的世界上的每一个特定的因果关系，都是非常片面和不完整的。由于每个结果都有着无限的原因，而其中每一个原因又有无限的原因，以此类推，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着无穷无尽的原因。一般情况下，单个的人或者群体只能解释或说明导致一件事情发生的极小部分原因。运用多元决定论解读《资本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也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唯一诠释，也不可能完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某一方面的所有特征。就像其他诠释一样，它也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相当不完整的阐述，只不过诠释的方式不同而已。与其他具有不同政治偏好的诠释相比，《资本论》最特别之处在于其独特的分析视角和政治影响力，而这又基于其独特的偏好和政治立场。《资本论》在美国的新的解读方式描述了马克思这种独特的政治偏好：（1）揭示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阶级演进过程，并且（2）从因果关系的视角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与阶级演进过程联系起来，重点考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从而揭示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由以确立的基础。马克思这种分析视角的选择，是基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大背景，并由其所抱持的反对资本主义、向往共产主义的革命立场决定的。

 

在这种新解读方式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是可以与《资本论》相提并论的当代主要的理论流派。新古典经济学拒绝用任何类似于马克思的生产过剩概念分析资本主义，并且从根本上否认剥削。在它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理论化的整体，并且受几个特定的概念化术语的影响：天生的个人偏好、生产技术和财产分配等。[⑩]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偏好，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剩余价值入手研究阶级演进过程的分析偏好截然不同。新古典经济学是机械决定论，它概念化地理解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体系中某些方面当作原因而将另一些方面当作结果，而割裂了它们之间相互联结、互为因果联系的复杂关系。与之相反，《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持多元决定论的主张，认为阶级结构（就像其他社会进程一样）是一个在由所有因果联系构成的无限网络中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演变过程。

 

在《资本论》的新解读看来，具有不同偏好、不同旨趣的理论之间，总是存在着试图取代对方的疆域斗争。然而，没有一种理论能捕获总体现实。任何理论所关注的都只是一个复杂整体的几个相关方面的内容。每个理论吸引观众的焦点都是类似的：它引导人们思考并沿着它所指引的方向展开行动。不同的理论具有不同的社会影响，这也是不同的理论对历史的影响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马克思试图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政治变革：用特殊的方式改变世界。他没有假装已经“理解”世界——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结尾处嘲弄道：哲学家的最终目标是“反映现实（mirroring reality）”。[11]在他看来，没有任何理论能做到这一点。他进一步强调指出，理论的要义始终应该是改变世界。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管理论工作者如何描述其理论动因，一切理论都应该如此。只不过，不同的理论，改变世界的方式不同。对于多元决定论者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机械决定论要么将生产看作是最初动因，要么将其看作是最后结果。在多元决定论看来，生产既是原因亦是结果。生产过程是由生产、分配、消费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如果价值是指包含在生产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新解读表明，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并非仅仅由生产所决定，而是生产、分配、消费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通过后两者的影响表现出什么是“社会必要”。[13]与莫里斯多布的解读（Maurice Dobb，1973）相反，我们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没有像新古典经济学的汇率决定论那样明确肯定生产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而是以阶级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了生产、交换、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相互影响。

 

 

在《资本论》的新的解读方式看来，经济、政治和文化在更加广阔领域内的开放、交融，已经使得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历史理论成为可能。该理论强调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共频共振的关系。按照这种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可以而且历史地允许不同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共存。事实上，资本主义能够成功应对经常性危机的方法之一在于，当商业循环严重到足以酝酿为一场“危机”的时候，它总是将私人资本主义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以抵御危机。在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并存的阶级结构中，如果国家很少干预经济活动，这就是所谓的“私人资本主义”；而在严重危机的压力下，则需要更多的国家干预去补偿和克服危机。这种干预的范围，可在国家相对被动地管制资本主义企业（即凯恩斯主义的通常形式）到国家直接接管私人企业的形式中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标签之所以同样适用于这两种形式，是因为其剩余价值的社会配置形式非常相似。无论是私人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其阶级结构都是生产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其他人占有和分配，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给剥削下的定义。在私人资本主义形式下，剥削者是那些在国家机构中没有职位的个人；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下，剥削者则是政府官员。[15]

 

《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也促进了对马克思特有的劳动价值论理解方式的转变。我们现在是从一个方面来理解商品交换，事实上还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商品交换。按照这种观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将商品交换率（交换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联系起来，而其他理论又将商品价值与诸如个人偏好和选择、技术与资源等其他经济因素联系起来（Amariglio，Resnick and Wolff，1993）。马克思之所以在《资本论》中首先讨论商品和交换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些问题是他同时代人所公认的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虽然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然而为了让其著作顺利公开出版，他策略性地选择了从商品交换入手展开论述从而吸引读者。而在《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中，马克思迅速将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剩余价值配置形式的探讨领域。

 

因此，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独特诠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露痕迹地将理论重心顺畅地转移到“剩余价值”理论上来。首先，他借用并转化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表明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商品是如何通过交换获得价值的，以及这种价值又是如何被理解为劳动（或者更准确地说，这就是他所定义的“抽象劳动”）的表现的。部分抽象劳动与过去联系在一起，被看作“死劳动”，因为它们的价值体现在被资本家所购买的生产资料中，并且随着生产过程逐渐被消耗，并通过生产过程转移到资本家的新商品中。而生产商品的总劳动的另一部分劳动，存在于目前的商品生产过程中，被称为“活劳动”。活劳动增加了被消耗掉的物质资料的价值。而活劳动创造的价值（资本家通过在市场上售卖商品得以实现），只有一部分转化为产业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则作为剩余价值而被资本家所占有。

 

通过上述分析，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剥削产生的秘密——剩余价值，即由产业工人创造而却被另一部分人占有和支配的那部分价值。马克思之所以希望其读者更加专注于生产过程及其中的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家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特点。如上所述，马克思始终致力于多元决定论，竭力避免机械决定论。他认为，阶级演进过程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交互影响。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部分，马克思运用剩余价值理论详尽阐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某些具体影响。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他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分配所导致的阶级演进过程的分析，进一步阐述了商品交换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主要探讨了产业资本家如何将剩余价值让渡和分配给商人、借贷资本家、公司经理、土地所有者等，及其所导致的阶级演进过程（Resnick and Wolff，1987）。

 

《资本论》的这种解读方式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两个阶级形成过程：在一个阶级形成过程中，剩余价值被生产和占有；在另一个阶级形成过程中，剩余价值被占有者分配给其他人。这意味着在工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内部，也存在着“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阶级差异。产业工人创造剩余价值，而产业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非产业工人是指那些没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而非产业资本家是指那些最初没有直接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总体而言，没有直接从事生产的非产业工人是“促成者”——他们的劳动为产业工人创造剩余价值提供条件。马克思讨论了其中的相互联系，例如，经理、主管、文员、采购员和通常由产业资本家雇用的销售员，他们共同为由产业工人生产却被产业资本家拿去出售的商品在市场上的顺利售卖创造条件。马克思强调指出，产业资本家分配给非产业工人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作为他们的工资、薪金、经营预算），源自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样，非产业工人作为受益者，参与了分配剩余价值的阶级形成过程；而产业工人则作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参与了不同的阶级形成过程。同样道理，那些非产业资本家为产业资本家从其雇佣的产业工人那里攫取剩余价值创造了条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在分析非产业资本家时，对“商人资本家”、“借贷资本家”给予了极大关注。与非产业工人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一样，非产业资本家的分配所得（商人获得的折扣和银行家的利息收益）亦来自于产业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16]

马克思将产业工人与非产业工人概念区别开来的重要政治蕴意之一，关涉“工人阶级”概念。例如，在《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看来，当工人阶级的概念是指所有劳动者或者挣工资者时，工人阶级当然既包括产业工人，也包括非产业工人。然而，产业工人和非产业工人是以根本不同的方式参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他们与剩余价值社会配置形式之间的联系也存在差异。简而言之，不同的阶级地位，必然使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联合产业工人和非产业工人，组建一个有效的反资本主义社会力量联盟，需要战略性地承认他们之间的阶级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同样，这种新的解读方式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反资产阶级战略启示，即采取特殊的路径去利用产业资本家和非产业资本家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并将此作为重要的介入目标。相反，如果按照《资本论》的传统解读方式，无视马克思对这些概念做出的区分，就看不到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内部存在的上述阶级差异。依据不同解读方式所做出的政治举措，当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

 

与过去盛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解方式不同，《资本论》新的解读方式对资本积累概念做出了新的诠释。资本积累就是产业资本家将其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追加投资，去购买扩大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实现资本增殖的过程。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得以持续存在的前提（Resnick and Wolff，1987）。同时，为了确保和加快商品的顺利销售，产业资本家会将其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分配给商人；为了安全获得信贷，而将部分剩余价值分配给银行家；为了有效管理和监督产业工人，而将部分剩余价值分配给企业管理人员，如此等等。而上述分配都是为了确保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运用这种新的解读方式审视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我们发现，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交给管理者作为资本积累，只是为了确保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诸多剩余价值分配形式中的一种。资本积累就这样失去了在其他马克思主义解读方式看来的无上地位，它不再是资本主义运行的迫切需要，资本积累率也不再被视为衡量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健康与否的标准（Norton，1992，1994）。

 

资本积累的减少，反映了产业资本家调整剩余价值再分配比例的决定，目的在于确保对于资本主义企业再生产来说更为紧迫的条件，诸如确保获得贷款、更好的管理或工厂安全等等。对于一个产业资本家而言，在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过程中必须考虑多种需要以确保企业得以生存的条件，而资本积累仅仅代表其中的一种需要。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产业资本家可能会通过放慢资本积累的步伐，并将剩余价值转移到确保企业生存所需要的其他条件，从而增强和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这种对于资本积累的新理解，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些聚焦于资本积累并将其当作资本主义最终决定因素的传统解读方式。我们应该从现实的、战略的视角理解一些问题。例如，在对经济危机的理解上，与其将它看作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再生产的一种威胁，倒不如更多地将它看作一种周期性的、功能性的问题。换言之，新的解读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扩展到研究如下问题：危机期间的负积累率是如何以矛盾的方式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危机既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又削弱了它们；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时空条件，正是时空条件等多重因素决定了危机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

 

根据这种新的解读方式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中个人或群体的分析也发生了改变。现在，马克思主义将注意力集中在识别个人或群体与其所处的社会阶级结构（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上。阶级结构源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过程，由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阶级地位。就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而言，它包括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产业工人）、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分配者（产业资本家）和剩余价值分配的受益者（诸如上文提及的非产业工人、商人、银行家和经理）（Resnick and Wolff，1987）。由于考虑到任何社会都能够而且往往会显示出某种多元阶级结构并存的状态——马克思所划分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以及自我雇佣的剩余价值配置形式——这就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涉及的任何个人或者群体都能够较好地参与到各种不同的阶级演进过程中的一贯主张。简言之，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是否只能在某一个阶级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否只能以一种方式参与一种阶级结构？给其贴上一种阶级标签的做法究竟是否合适？答案是否定的。下述例子或许可以说明问题。例如，在当今美国社会中存在数以百万计的产业工人，他们在被产业资本家雇佣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同时，还担负着其他数项社会角色，参与了数种阶级演化过程。在周末，他们通过拥有和经营小型个体企业以补充工资收入。[17]在家庭内部，丈夫经常无偿占有妻子的剩余劳动，而妻子在担任企业产业工人的同时，往往还是家庭剩余价值的生产者。[18]

 

 

 

 

 

坍塌的家庭阶级结构及其造成的复杂影响，导致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生。工人们远离公民参与事务，只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他们要么谋求多种工作，要么不断担心日益脆弱的个人财务状况。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多多少少都是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共和党承诺的减税计划，无论数额多么微不足道，都能够赢得工人的选票。这是因为在面临诸多经济问题困扰的情况下，减税毕竟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减税主要是帮助企业和富人的计划。对工人来说，它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问题，更遑论反对。在新的恐怖主义的威胁下，9.11恐怖袭击事件象征着灾难已经开始困扰绝大多数美国公民。大部分心怀恐惧的美国公民要求对恐怖主义“必须有所行动”。布什政府抓住时机完成了美国老牌右翼议员的夙愿：消除美国社会存留的因罗斯福新政而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影响，进一步撤销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通过单边军事主义扩大美国霸权，减少公民自由以削弱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和反政府运动的力量。

 

 

 

 

1.Althusser, Louis. 1965. For Marx（保卫马克思）. New York: New Left Books, 1977.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Ben Brewster.

 

2.Althusser, Louis and Balibar Elienne. 1965. Reading Capital（解读《资本论》）.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69.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Ben Brewster.

 

3.Amariglio, Jack, Resnick, Stephen, and Wolff, Richard. 1993. ‘Division and Difference in the ‘Discipline’ of Economics’, in Ellen Messer-Davidow, David Shumway and Daniel Sylvan (eds.), Knowledge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Disciplinarity（知识：历史和文化的学科研究）.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pp. 150-184.

 

4.Callari, Antonio and Ruccio, David, Editors. 1996. Postmodern Mater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t Theory（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未来）. Hanover and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5.Chakrabarti, Anjan and Cullenberg, Stephen. 2003.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India（印度的转型与发展）.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6.Cullenberg, Stephen. 1994.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Recasting the Marxian Debate（利润率下降：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重构）. London and Boulder: Pluto Press.

 

7.Dobb, Maurice. 1973.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和分配理论）.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Fraad, Harriet, Resnick, Stephen and Wolff, Richard. 1994.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Class, Gender,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Household（统统带回家：现代家庭生活中的阶级、性别和权力）. London and Boulder: Pluto Press.

 

9.Gabriel, Satya. 1990. ‘Ancients: A Marxian Theory of Self-Exploitation.’ Rethinking Marxism （重思马克思主义）3(1), pp. 85-106.

 

10.Gibson-Graham, J.K.1996.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个性别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1.Gibson-Graham, J.K., Resnick, Stephen and Wolff, Richard. Editors. Class and its Others（阶级及其他）. 2000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2.Gibson-Graham, J.K. Resnick, Stephen and Wolff, Richard. Editors. 2001 Re/Presenting Class: Essays in Postmodern Marxism（重现阶级：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论文集）.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3.Marx, Karl. 1867.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Capital（《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14.Marx, Karl. 1885.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2 – The Circulation Process of Capital（《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15.Marx, Karl. 1894.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3 –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卷—资本生产的总过程）.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16.Marx, Karl. 1857-58. Grundrisse（经济学手稿）. New York: Vintage, 1973.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Martin Nicolaus.

 

17.Marx, Karl. 1862-63.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s I, II, and III（《剩余价值学说》第1-3卷）.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3-1971.

 

18.Norton, Bruce. 1992. ‘Radical theories of accumulation and crisis: developments and directions’, in Bruce Roberts and Susan Feiner (eds), Radical Economics（激进经济学）.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p. 155-193.

 

19.Roberts, Bruce and Feiner, Susan. 1994. ‘Moses and the prophets! radical economics and the search for a foundation (in Marx’s analysis of accumulation in Volume One of Capital),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6(3), pp. 111-118.

 

20.Roberts, Bruce and Feiner, Susan. 2001. ‘Reading Marx for class’, in Gibson-Graham et al (eds.), Re/Presenting Class: Essays in Postmodern Marxism（重现阶级：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论文集）.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23-55.

 

21.O’Hara, Phillip Anthony, Editor. 1999.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s. 1 and 2（《政治经济学全书》第1、2卷）.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aper edition 2001.

 

22.Resnick, Stephen and Wolff, Richard.1987. Knowledge and Class: A Marxia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知识和阶级：关于政治经济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批判）.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3.Resnick, Stephen and Wolff, Richard. 2002. Class Theory and History: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in the USSR（阶级理论和历史：苏联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4.Resnick, Stephen and Wolff, Richard. 2003. ‘The diversity of class analyses: a critique of Erik Olin Wright and beyond.’ Critical Sociology（批判的社会学）29(1), April, pp. 7-28.

 

25.Rorty, Richard.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哲学和自然之镜）.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6.Wolff, Richard. 2002. ‘The US economic crisis: a Marxian analysis.’ Rethinking Marxism （重思马克思主义）14(1), Spring, pp. 118-131.

 

27.Wolff, Richard, Callari, Antonio, and Roberts, Bruce. 1984. ‘A Marxian alternative to the tradi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ble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激进经济学评论）16(2-3), Summer-Fall, pp. 115-136.

 

28.Wolff, Richard, Callari, Antonio, and Roberts, Bruce. 1998. ‘The transformation trinity: value, value form, and price’, in Ricardo Bellofiore (ed.), Marxian Economics: A Reappraisal（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种再评价）, Volume Two. London: Macmillan, pp. 43-56.

 

29.Wolff, Richard and Resnick, Stephen. 1987. Economics: Marxian vs Neoclassical（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主义）.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bstract: From 1975 to 2008, Richard Wolff participated in a collective effort to rethink and extend Marxian economics. Loca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in Amherst, this effort generated many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ooks and articles, a new scholarly journal (Rethinking Marxism), and that journal’s academic publishing parent, the Associatio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Analysis. One central component of this collective effort concerned a new reading of Marx’s Capital. Summarized in this article, the new reading explores Marx’s unique theory of social classes in terms of the production, appropri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urpluses. It sees Marx’s theory as not reductionist but rather “overdeterminist” in its conception of relationships and causalities. An Australian academic journal (in a Festschrift devoted to the Australian Marxist theorist, Allen Oakley) published it to acquaint its readers with that new reading. Translated into German, it was published as “Die überdeterministischeund klassentheoretische Kapital-Lektüre” in den USA” in Jan Hoff, Alexis Petrioli, Ingo Stutzle, and Otto Frieder Wolf, Editors. Das Kapital neu lessen. Munster, Germany: Westfahlisches Dampfboot, 2006.

Key Words: Marx, Capital, USA, New Reading

 

该文中译文由武汉大学姚芳博士译，孙来斌教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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